一次我在市委市政府信访大厅做值班律师，那天人不多，一个60多岁的老人在我窗口前坐下，律师，我知道给你说也没有用，我看你这没有人，咱们就当唠唠磕，于是把他的事给我讲了一遍，再加上我身边其他的事，就萌发了写这篇文章的冲动。
这位老人是一民深圳市民，已经退休开了一个午托班，房东在租期未到的情况下解除租约，并把他的东西清理出来堆在门口，老人报了警并打算若房东不给个说法就不把东西搬走。后来派出所通知老人去做个笔录，老人临走时给物业的保安交待，不能让人把东西搬走，然后去了派出所回来后发现东西已经被清走，问了保安说明片区的民警说可以让人搬走就让人搬了。这是问题的根源。老人不服，就扭头回派出所投诉那位片区民警，派出所出调查后认为民警没有什么错的就劝说老人不要投诉，于是老人就开始了投诉信访之路，从派出所、分局、市局甚至省厅，到他给我讲述时已经历时三年了，还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回复。
听了老人的讲述，我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自然知道其中的问题，老人信访三年错了吗?自然是没错的，就如同张艺谋的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一样，平民百姓遇到权益受到侵犯，寻求一个合理的说法。
片区民警错了吗，说实话，是错了，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向老人道个谦，帮助老人找回被清走的东西，协助解决问题，此事就完结了。但这是理想的样子，实际生活中，一线民警事务繁多业务水平可能做到不到我们理想的样子。而他的上级也存在容错机制，只要不是严重的错误，都会遮掩一二，这也就是老人不满的原因，也是民间长时间形成的所谓“官官相护”的原因，如此而已，导致老人信访三年无果。
这是老人的故事，当时听了只是让我感触良多，简单的问题经过层层加盖背书，我也真帮不了老人，只能劝慰老人想开点，健康更重要，美好的退休生活更重要。这是行政系统统运行存在着极大的惯性，细小的问题纠错极难第一次进入的视野。
去年，一个客户公司发生了劳动纠纷，经历仲裁、一审没有达到理想效果，于是不得不求助于专业人士，找到我希望代理他们案件的二审。我很无奈，给客户解释一个案件的重心在一审（劳动纠纷在仲裁和一审），在二审阶段若没有事实、证据的重大改变，大概率会维持一审的判决，至于一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会被二审的容错机制忽略。做如上解释后客户执意委托，无奈接受委托研究全案认真处理。
今年，有个案件一审出判决，委托人请人和另一个公司合作开展业务，后来由于疫情原因，业务有中断，所请的人向合作公司主张劳动权益，仲裁法官支持了劳动关系，否决了与委托人的雇佣关系，要求合作公司支付劳动报酬，但把委托人支付的所谓“雇佣报酬”也计算在合作公司支付的劳动报酬中，委托人作为该案的案外人，无法提出主张，只能另案起诉，在本案一审开庭时，法官已经知道另案判决存在的错误并询问委托人有没申请撤销判决，但在判决中却以委托人所请之人未获得两份报酬，为由驳回诉请，错误视而不见。
我不解，现在司法改革，不是每个法官都要对自己出的判决书负责吗？不是更应该说理充分、判决公正、定纷止争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于是请教了一位做过二十年法官的同行，对于一份判决，除非被上级法院判决变更或撤销，否则就那样了。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，并没有什么有效约束，即使该法官因贪败被拿下。我这时对于上文老人的境遇有了更深的感受。司法系统统运行存在着极大的惯性，细小的问题纠错极难再一次进入的视野。
想一想，近几年网络上披露的那些纠正了的冤假错案，那一个不是当事人不屈申诉，不是情况严重要么涉及生死要么错关几十年，所以才引起关注最终被纠正，那一般的案件呢？
说了以上种种，无非归结到一点司法、行政系统运行存在着极大的惯性，细小的问题纠错极难。但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，重点是我们摊上该怎么办？
以下建议仅供大家参考。
一、防患于未燃。在现今的社会，那一位有身家、有影响的人手里没有几位律师的电话，遇到问题把握不准，打个电话咨询下，这样至少事情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操作，极大程度的避免问题的产生。这也是我极力向我的客户灌输的观点，一些事例也证明这是极为有效的办法。
二、专业的人处理专业的事。若很不幸，无论如何事情还是发生了，那么及时委托可靠的律师处理，这样方便律师在事情初期介入，精心筹划，事情才有可能妥善解决。至于如何找到可靠的律师，一方面是自己认识的通过时间、事情的考验获得，另一方面好朋友的介绍。可靠与否，经历过了才知道。
通过以上的方法，让我们摊上的事，不进入司法、行政系统，或者以最佳的姿势进入，避免被系统的惯性碾压，那感觉相信你不愿意体验。
以上是基于本人感触所写，只为让更多朋友生活更如意，工作更顺利，因水平、见识所限或与事实并不相符，欢迎知情的朋友批评指正，不胜感激。